在没有任何阶级统治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同一性，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

二、我国宪法的基本内容 经过5次修正后，我国现行宪法现在共有1个序言、4章、143条。一是我国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问题。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通常称为政体。（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根本理论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根据《宪法修正案》规定，选举产生首任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新的国家监察体制正式确立。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我国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了国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是国家法律法规和各种制度的总依据，经常被称为母法。（六）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基于媒介分类法，以信息为媒介的所有利害调整判断行为都适宜归为一类与上述其他媒介行为相区别。

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289页。[16]参见成协中：《行政行为概念生成的价值争论与路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155页。[6]参见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特别是行政主体利用人工智能自动、高效地对行政法上的利害调整予以判断，直接作出公益决定，规范法学上应当予以评价。

一方面，对事实认定来说，算法比起人类自身优势明显，可以迅速将目前发生情况与过去先例经验对比结合，但遇到突发的、超越经验积蓄的特殊场景时，人工智能尚无法做到全面掌握。宏观行政程序按照垂直方向可以分解为以下三种程序。

信息利用程序包括行政数据、信息的公主体间乃至公私主体间流通、共享、交易、再利用等，是目前数据法、网络法讨论的热门话题。（一）有限水平扩展：行政法律形式 狭义行政行为本来就不是对现实的整体描述，它自概念创设伊始就如同司法判决那样是静态的和固定节点式的，[5]只指代在法律上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某种法律地位的那个行为。其二，互换利害关系是指复数利益主体基于平等权，围绕行政法律规范分配、调控或设定某种地位，受到优待者与未受到优待者之间产生对立从而形成的法律关系。二是将传统的事实行为同样根据媒介方式细化为物理、金钱与信息，从而与法律行为保持统一分类结构，避免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话语体系割裂的难题。

其三，在利害调整判断的同时或后阶段，对这种判断予以落实的程序——利害调整实现程序（或公益实现程序）。比方说，对某种经济活动规制的相反利害关系调整来说，规范力媒介的行政决定、信息媒介的公布黑名单与金钱媒介的税费加重式诱导之间存在功能等价关系。总结来看传统分类方法无非两类疑难：一是从行政行为可以多大程度影响公民的角度进行分类，形成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二分法，然而这种方法在事实行为的分类上出现了问题。根据利与害的对立方向不同，利害关系类型可以区分为相反利害关系、互换利害关系与共同利害关系三种基本类型。

对此，学界提出了开发交互式人工智能、课予强制调查义务、算法公开制度或完善事后异议沟通机制等各种解决方案，可谓正处于研究热议阶段。此外，这三种利害关系类型会因行政实体法的规范结构和调整复杂度分别形成利害关系之间的三种复合形态。

[8]例如，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2页。[42]最典型如安全危险风险重大等的要件认定，行政决策在其中必须考量基于何种知识与经验、考虑哪些因素、涵盖哪些事项、调整哪些价值、衡量何种利益，此时实体法的理解与具体化（有时是再创造）需要依赖立法事实的分析，[43]而现实个案的事实认定、评价、发展的预测又需要学术知识与价值规范的功能统合——专家、技术官僚将信息与既存知识的结合乃至依据信息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与由行政决策负责者基于价值乃至政治衡量作出的最终决策过程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41]如此一来，行政决策比起行政行为更侧重描述的是行政主体作出一个行政行为的整体判断、抉择过程，强调为什么作出一个行政行为。里程序与表程序将行政决策定位为行政行为概念第三维度的专业术语，使得行政决策合法性与行政行为合法性全面勾连在一起，并且里程序与表程序的互为表里关系同样使得主体、权限与程序合法性随着内容合法性指挥棒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苏宇：《风险预防原则的结构化阐释》，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35-53页。第三种是规范依时间线分步连环实施行政作用而形成的阶梯复合，如从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直到修建性详细规划乃至后续征收、许可、出让沿时间线的制度展开（相反利害关系的阶梯复合）。对此，在阐明行政实体法样态的基础上，依实体法目的与程序法手段分层原理，将行政行为定位为行政程序，从宏观行政程序视角按照垂直、水平与纵深三个维度改造行政行为概念，形成立体化的程序构造。前者是行政行为理论本身所讨论的程序法问题。

典型如规定竞争性许可、行政协议或狭义分配决定（学区划分等）的地位分配型互换利害关系，因市场宏观调控（如价格管制措施）所形成的地位调控型互换利害关系，因法律的共同地位或义务建构等（如区域容积率限制、网络平台规则规制）而形成的地位设定型互换利害关系。不仅每个阶段涉及的主体各不相同，且各阶段甚至都不是围绕同一个行政目的而展开的。

第四种是以信息为媒介的程序。至于前类疑难的解决方法，具体和抽象的两分法原初为了解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用两分法作为行政行为的第一级归类则限制住了行政行为概念的功能发挥，使得其面对立法政策乃至规制理论失去了生命力。

[51]算法规制的全貌，参见苏宇：《算法规制的谱系》，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165-184页。后者如近来热议的失信联合惩戒，对相反利害关系中害方主体的行为限制效果更为强烈。

譬如，行政机关甲授予或不授予公民乙许可，从外观上似乎是甲与乙之间形成了法律关系，但甲绝不是因为与乙之间有什么权利义务问题而行使公权力，而是甲就乙与某种社会其他利益之间进行了衡量判断（实体问题），从而授予或不授予乙许可（程序问题）——这就好比法院依据某种实体权利义务问题进行判断，作出判决程序一样。[8]行政行为形式是行政法律形式的延长线，同行政法律形式一样从行政决定的水平方向上抽取节点从而扩展行政行为概念，只不过它是将过去一概归纳为事实行为的一些行政活动予以模式化。在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作行政行为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好比司法活动中对实体权利义务进行第一审的初审法院那样。[25]然而，信息作为行政法上的基本要素实际并非数字技术发达后才逐渐展露它的重要性——数字技术发达前，处罚或许可仍然需要信息收集或利用行为作为基础，只不过随着数字技术的发达，以数据形式大量迅速收集处理信息成为了可能，一定意义上代替了传统信息形式，对整体宏观行政程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行政法律形式要求从行政活动中截取产生法律效果的节点，但是何谓法律效果恰恰是难以精确定义的。首先，表程序也就是行政决策中各主体间的整个沟通过程，这种沟通既存在于行政主体内部，也表现为行政主体与其他主体意见与看法的交换、表达、商议等。

另一方面在法律规范直接完结权利义务的情况下，[29]行政机关对违反立法一律禁止性义务的公民予以处罚，则大多属于理念双阶段——规范直接执行型处罚。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现实中影响公民权益的所谓事实行为备受法学研究忽视，且许多节点实际是处在到底是否产生法律效果的灰色地带，如较传统的意见纲要、行政检查、行政指导或者较新的行政信用评价等，到底将它们定位为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存在困难。

行政主体对相对人要求某种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的都是命令决定，行政主体改变相对人法律地位的都是形成决定或曰变更决定，行政主体确认相对人现有法律地位的都是确认决定。再进一步说，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增加义务或减损权利等所谓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行为在每一种行政程序中都会出现（程序法效果）——例如第一阶段信息处理程序中的行政强制检查（下述），但判断程序中的行政行为既有可能在程序法层面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更是借助这一程序对社会公益与私益关系作出实体判断，因而是一个真正具有实体法效果的行为。

这些不同术语的共同立场在于：以时间线为纵轴，将不同类型行为进行归类排序，形成垂直方向的阶段链条，从而使得不同的行为形式得以存在逻辑层次。只有在利害调整判断阶段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才能真正被影响，前后任何阶段只可能存在影响相对人程序法权利义务的行为——譬如受理中止的相对人虽没有被处理实体权利义务，但受到了强烈的程序法限制。[45]这样的场景至少对目前的人工智能来说是存在局限的。其二，行政处罚的情况较为复杂。

总结来说，不同媒介的行政行为之间会因为利害调整目的不同呈现以下几种关系，是解释论与政策论共通的理论工具。[36] 其一是功能等价关系。

当然，当行政行为指代行政立法时，行政立法本身依然是程序行为，只不过该程序创造了行政实体法律关系，而非就个案调整规范预定的行政实体法律关系。我国的行政行为链[10]、盐野宏为代表的日本行政过程论以及德国的多阶链条下复数行政行为理论都属于这种垂直扩展理论。

此外，行为阶段中的水平分节依然是行政行为形式的翻版，存在分类标准混乱问题。或者行政主体授予许可，许可人事后违反许可设定义务被处罚——形成决定违反型处罚。